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十二月里的一天，圣彼得堡的海军部造船厂港口，静静地迎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一艘忙碌的工作船。就在这艘船上，人们正围拢在一起，进行着一场简单却意义非凡的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港口上空飘荡起了悠扬的军乐，那是告别的旋律。就在这时，一艘威武的基洛级潜艇上，俄罗斯海军的旗帜缓缓垂落，仿佛在向过去挥手。紧接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众人的注视下，慢慢升起，带着新的希望与梦想，飘扬在蔚蓝的天际。
就在那会儿，咱们中国海军迎来了个大喜事儿，正式把第一艘877EKM型常规潜艇迎进了家门。
潜艇交接完毕后，咱们得琢磨着怎么把它安全送回家——中国。说起这事儿，我之前特地做了一期视频，就像讲故事一样，把半潜船怎么一步步把877接回国的点点滴滴都讲了个遍。想知道详细过程？瞅瞅置顶评论里的视频链接吧，都在那儿了。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这次咱们换个角度，从谈判的桌子旁，聊聊那一年中、俄、荷、芬四国之间，因为一艘潜艇转运而掀起的波澜。
话说回1994年的那个9月，咱们国家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份大单子，就是引进那基洛级潜艇的事儿。合同一落地，两边就急着商量怎么把这大家伙运回家。俄罗斯那边说了，潜艇的钱是潜艇的钱，运费可不含在里面，意思就是，怎么回来，得咱们自己想辙。
那时候，国内有人站出来出了个主意，说咱们中国的艇员和俄罗斯的专家可以一起开潜艇，一路开回国去，这办法就叫“自航方案”。赞成这主意的人，说起话来那叫一个斩钉截铁：“想当年，清政府从英国买的军舰，那可是自个儿开回来的。咱们现在买的潜艇，咋就不能自个儿开回去呢？”
这话一出，像是石头砸在地上，响当当的，可细细一品，却少了那么点科学味儿，没多久就被大家给否定了。为啥呢？俩原因。
故事得从潜艇部队说起，他们成了第一个站出来唱反调的角色。想象一下，从遥远的圣彼得堡一路开回中国，那可有17000多公里呢！路上，潜艇得找个港口加油加水啥的，对吧？可问题是，这一路上能碰上的国家，大多都不乐意让潜艇这种威力十足的大家伙进港。更别提，这么长的路跑下来，潜艇的机器肯定得磨损不少，一回国就得立马大修一场。这不，潜艇的好时光就这么白白浪费了，真叫人心疼啊！
话说回来，那时候咱们的总参装备部跟俄方聊了聊，发现想让这家伙自己动起来，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自航这条路，走不通啊。
话说当年，总参的同志们跟俄罗斯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起了“中俄携手驾艇归乡”的美妙设想，还客气地请他们给估个价。没想到，俄罗斯那边一开口，就像是狮子在咆哮，直接给出了数千万美元的惊人高价。这一下，谈判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心里都明白，这事儿怕是谈不下去了。
说起来，让自航自个儿回国这事儿，真的是哪哪儿都不对劲儿。想想看，从哪儿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呢？这条路，行不通啊。
在那场热烈的讨论会上，大鹅忽然挺身而出，提议说：“咱们不如试试用拖船或者驳船来运输吧！”可我们大伙一合计，这办法啊，就像是给近海的小船儿配上了一双短跑的鞋子，挺合适。但要是让它去远洋长跑，还碰上那波涛汹涌的大海，那可就成了冒险家的游戏了，太不安全了。于是，这个提议也就悄悄地被我们放到了一边。
眼看着之前的方案一个个都站不住脚，专项办公室的那些人可急坏了，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外交部、外贸部，还有中远公司身上，决定去碰碰运气，求点高见。你还别说，这中远公司的军品运输处，真有两把刷子，给他们支了个妙招。
在中远公司里头，有个专门负责军品运输的部门，就像是咱们国家武器装备进出口的海上大使馆一样，所有的对外军贸物资，都得靠他们乘船漂洋过海。这个部门的头儿，叫李军民，是个故事满满的老同志了。想当年，李军民初中一毕业，就穿上了海军的蓝制服，在海上摸爬滚打了好些年。后来，他转了业，从水手干起，一步步走到了船长的位置，那国际航运的门道，他比谁都清楚。这不，最近877那次转运回国的大任务，多亏了李处长坐镇指挥，才顺顺利利地完成了。
1994年那会儿，总参装备部的人找到了李军民，跟他细细说了说情况。李军民一听，拍了拍胸脯，满脸自信地说：“这事儿啊，你们就放心吧，交给我们来办，保证不难！”
没过几天，李军民处长就像变戏法一样，捣鼓出了一个挺大胆的方案：他打算租一艘国外的半潜船，让潜艇像背个大包袱一样，被它驮着回国。这在当时，可是个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
李军民当时提了个挺接地气的点子，他说咱可以试试按平常的商业运输路子来，这样既省钱，又能少惹些不必要的乱子。你还别说，后来这事儿真就灵验了。当我们跟芬兰政府谈租港口的事儿时，那叫一个顺畅，多亏了李军民当时的明智建议。
半潜船的计划一提交给军委，就像是插上了翅膀，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但要把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现实，却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毕竟，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还没有人尝试过这样的壮举，对于中国军队而言，这更是要从零开始，一步步摸索，跨越那道从无到有的鸿沟。
为了稳妥，方案启动之初海军提出，转运如此昂贵的装备，应该派一支完备的技术队伍参与和外方的谈判。
不过，“专项办”心里头有另一本账，他们琢磨着“人少点才灵活”。理由挺直白：这既然是商船的任务，人多了真没必要；特别是军人一扎堆，船上的事儿反倒不好周旋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上面的领导终于点头采纳了总参装备部的提议。没过几天，一份盖着大红章的文件就火急火燎地传了下来，点名要组建一个利索能干的小组，专门挑起潜艇转运这副重担。
在那个特别的任务小组里，一共有四位成员，打头阵的是组长马庆华，他是总参专项办主任。老马这人，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谈判桌上更是老练得很。这次潜艇转运的大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成了大伙儿的主心骨，也是心里头担子最重的那一个。
在中远公司，有位叫李军民的处长，是我们的第二位团队成员。他啊，简直就是国际航运界的“活地图”。租个船、定个船期，这些航运上的大事小情，找他准没错，全由他一手张罗。
在那支特别的队伍里，第三位亮相的队员可不简单，他是海军装备部舰艇部的副部长，名叫耿广生。说起那艘即将踏上归国之旅的877舰艇，正是他亲自带领着团队，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全面的验收。从那一刻起，这艘舰艇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烙印在了他的心里。转运的路上，耿部长仿佛化身成了海军的代言人，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海军所有部门的期望与嘱托。
在团队里，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常驻莫斯科的马宙光参谋，他是总参派来的高手。老马啊，俄语说得那叫一个溜，跟俄罗斯那边的朋友，上至高层下到基层，关系都铁得很。咱们小组的联络啊、后勤啊，全靠他张罗，稳得很。
在圣彼得堡，有四个精干的家伙组成了个工作小组，他们就像是行动迅速的小队，效率惊人。一碰头，二话不说，立马就扎进了忙碌的工作中。
话说他们得找个靠谱的船运帮手，把货物稳稳当当地运出去。小组成员四处打听，左挑右选，最后眼光落在了一家荷兰的老资格船运大佬身上。这家大佬啊，那可是有着上百年的航运经验，技术杠杠的，报价也挺实在。他们一合计，花上300万美元，这位大佬就能包揽下租半潜船、装卸、运输这一整套活儿。
两边有了合作的念头后，转运小组就开始忙活着，要跟荷兰公司那边对接，把他们的技术方案给摆弄明白。这事儿可不简单，方案得先过中国专家这关，还得让俄罗斯的厂家点头。得三方都竖起大拇指说“行”，这方案才能算是板上钉钉，往下推进。
后来啊，三方就像约好了似的，在荷兰碰了头，打算一块儿商量个技术上的大计。要是你之前看过我的视频，那你肯定清楚，这次转运啊，坞墩的设计和打造那可是重中之重。所以啊，咱们国内特地从江南造船厂派了两位坞墩方面的行家，快马加鞭地赶到了荷兰。
俄罗斯那边的专家团队可不容小觑，里头还有位潜艇设计的大佬呢。他们根据咱们中国的需要，特地带上了潜艇那复杂的受力结构图纸。
在那个热闹的三方会议里，一切进展得都挺顺畅，就像一条笔直的大道，偏偏在翻译这块儿，蹦出了个小石子。你瞧，那位远道而来的俄国大哥，满嘴的俄语溜得跟唱歌似的，可荷兰兄弟呢，一脸懵圈，完全找不着北。反过来，荷兰哥们儿倒是能蹦出几句流利的英语，可俄国大哥又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还好转运小组里有个叫马宙光的，俄语说得溜，还有个李军民，英语挺在行。他俩一合计，就当起了翻译官，让俄罗斯和荷兰的专家能聊上天。可这么一来，效率是真不高啊。
说来也巧，荷兰人与俄国人意外发现，他们之间竟然有个共同语言——德语！这下好了，德语成了桥梁，让俄荷双方聊得热火朝天。可这边中国人作为甲方，却对德语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啊，每当聊到重点，还得麻烦他们用俄语或英语再跟中国人说一遍。
你猜怎么着？更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咱们中方团队里头，居然也得用上“翻译官”。这事儿得从两位江南造船厂的老专家说起。其中一位啊，是地道的宁波人，满口宁波话，普通话愣是一句不会。每当他发言时，旁边那位专家就成了“桥梁”，先把宁波话转成普通话，然后再由别人翻译成外语，好让外国朋友也能听懂。这一波三折的交流方式，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在那个瞬间，会场仿佛变成了一个语言的狂欢节。中文的洪亮、英文的流畅、俄语的深沉、德语的严谨，还有宁波话的亲切，它们交织在一起，像是各路方言精灵在欢快起舞。虽然场面略显嘈杂，但这场会议就像个调皮的孩子，跌跌撞撞却也顺利地往前走着。
在那次会面里，荷兰那家航运公司的表现啊，就像是位久经沙场的老水手，满满的都是故事，说话也直截了当，不藏着掖着。
那时候，咱们中方人员好奇地问起了荷兰朋友：“你们在给潜艇做支撑的时候，有啥妙招能让那娇贵的橡胶消声瓦毫发无损呢？”荷兰朋友笑着回应：“这不难，咱们会先瞅瞅潜艇龙骨的受力点，然后在那上头巧妙地摆好坞墩。接着，还得瞧瞧消声瓦的硬度和重量，挑些合适的材料，做成一个个贴心的缓冲垫，轻轻塞在坞墩和消声瓦之间，就像给潜艇穿上了一层保护衣。”
后来啊，他们拿出了个更精细的设计方案。你想想看，在那877的大家伙底下，有20个关键的龙骨受力点，他们就像是为这20个点量身定制了20组坞墩小队，每组还有3个坞墩兄弟呢，加起来就是60个勇士。这每组里的一个坞墩，就像个稳重的大家长，稳稳地托住艇底。而另外两个呢，就在左右两边站着岗，像是忠诚的卫士，防止大家伙有任何的晃动和偏移。
话说那天，在圣彼得堡，中方代表满怀期待地向俄方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可没想到，俄方那只“大鹅”却突然摆起了架子，傲慢地扬起头说：“哼，这可是我们俄罗斯的独门秘籍，专利产品呢！要是不签合同，想都别想知道！”
说起来也怪，那些常年在航运市场里摸爬滚打的荷兰老兄，从来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两相比较之下，他们显得格外实在。或许，这就是市场化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那份规矩和透亮吧。
可把中国专家们惊呆的是荷兰团队的工作方式。你瞧，人家那时候就已经用上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嗖嗖几下，全套的三维图纸就出炉了。他们还在电脑前头，一边操作一边讲解，那图纸就像活的一样，在场的人一看就懂，心里头那个佩服啊，真是没法说。
想当年，CAD制图在咱们眼里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可追溯到1994年那会儿，中俄两国还在沿用着老一套的晒图方法。直到有一天，荷兰人带着他们那一套新奇的工作流程和高级设备走进了咱们的视野，简直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咱们两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咱们中国的专家，一个个都抱着学习的态度，直夸这趟真是开了眼了，收获满满。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早在六七十年代，那些前苏联的大型造船厂，就已经悄悄地让计算机辅助设计上了岗。这事儿啊，他们比我们动手还早呢。可奇怪的是，虽然起步早，但在把这东西用到实处、让更多人用上这方面，他们似乎并没走得太远。
马庆华，这个转运小组的领头羊，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头一回用半潜船运咱们海军的宝贝疙瘩，还得跟国外的商业大佬握手言和，这事儿可不简单。几个国家的事儿都得他操心，一点马虎不得。三方会谈那会儿，他心里就跟明镜似的，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眼睛瞪得圆圆的，紧盯着那些要害环节，生怕出啥岔子。
当中俄两边的代表都点头称赞了设计方案后，马庆华便像位严谨的法官，对着中俄专家说：“来来来，各位专家，咱们现在动动手，各自写份书面的小条子。同意呢，就写个‘同意’，不同意呢，就写个‘不同意’，别忘了在最后签上您的大名哦。”
话说在中国和俄国的专家团队里，咱们中国的两位坞墩专家，爽快得很，咔嚓咔嚓就把字给签了，表示完全赞成那个方案。可到了俄国专家那边，事儿就来了。他们左思右想，眉头紧锁，就是不肯下笔。嘴里还念叨着：“这事儿啊，咱们可真不能随便给个准话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这是在绕着弯子推卸责任呢。
瞧着那些俄国人开始玩起心眼儿，马庆华心里头可不含糊。他径直走到那位俄国专家面前，开腔道：“咱们可是真金白银地把你们请了过来，就指望着你们能给句痛快话，行还是不行。现在倒好，你们迟迟不肯落笔签字，这不是明摆着光拿好处不干事嘛？”
这番话一出，把俄国人都给镇住了，他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半晌没人能接得上话。末了，只好硬着头皮，扭扭捏捏地捣鼓出一份书面文件来。虽然字里行间还藏着掖着些模棱两可的小心思，但好歹是磨磨蹭蹭地把字给签了，押也给画了。
技术方案一锤定音后，转运小组的成员们又立刻投身于紧张的商务谈判中，就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蜜蜂，忙着在承运合同的花丛里采集每一滴甜蜜的细节。他们逐条确认，直到合同里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确定的光芒。这份沉甸甸的合同，总金额高达三百多万美金，里头藏着大头——租用挪威那艘威风凛凛的半潜船的租金，当然，也少不了精心设计的坞墩的设计费和加工费，虽然相比之下只是个小零头。
后来啊，转运组的人们一合计，又租了三艘力大无穷的拖船兄弟。它们齐心协力，要把那877这位大块头从圣彼得堡的家门口，沿着蜿蜒的列宁水道，一路护送到芬兰去享福。为啥呢？还不是因为圣彼得堡那港口的水浅得跟个小水洼似的，半潜船这位高手来了也得发愁没法施展拳脚。所以啊，他们看上了不远处那宽敞又深邃的芬兰湾，觉得那儿才是877大展身手的好地方。不过，这事儿还得芬兰政府点头才行呢。
在这段时间里，潜艇就像是位倒霉的旅者，竟然在圣彼得堡港务局那儿遭遇了“拦路虎”，企图被狠宰一笔，好在它机灵地躲了过去，没让对方得逞。但这一波折，却让它的行程慢了半拍。紧接着，天公也不作美，狂风巨浪说来就来，潜艇只好匆匆赶往爱沙尼亚港口，找个避风港躲一躲。这一路啊，就像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潜艇才终于踉踉跄跄地抵达了芬兰。
在很久以前，芬兰政府就已经点头答应了中国想要租用他们的港口来装卸潜艇的请求。时间回溯到1994年，那时候中芬两国的情谊深似海。芬兰的国防部长，一位59岁的女强人，伊丽莎白·雷恩女士，正坐在办公室里。当她接到来自中国的请求时，眉头都没皱一下，立马就拍板同意了。雷恩女士笑着说：“这事儿简单，既然是商业上的往来，咱们芬兰政府就不用去跟北约那帮家伙商量了。汉科港的大门，随时都为中国敞开着！”
说起这事儿啊，还真得提一提，在家里头，父母能帮上多少忙，这事儿还真说不准。但要说出门在外，有个靠谱的朋友在身边，那绝对是件稳赚不赔的事儿。这不，过了几年光景，有那么一个国家，对芬兰使出了浑身解数，硬是给芬兰施加了老大的压力。从那以后啊，芬兰那边的潜艇装卸工作，就再也没能顺利进行下去了。
话说877这家伙，一路颠簸总算是稳稳当当地踏上了芬兰的土地。可咱们转运小组的心里啊，还是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七上八下的。你想啊，这可是咱们中国军方头一回跟西方航运公司联手，心里能不犯嘀咕吗？就怕对方到时候不按套路出牌，给咱来个措手不及。
说起来也怪，那次合作之后，荷兰人真的就像他们承诺的那样，一板一眼地守着合约，运输活儿干得那叫一个漂亮，专业范儿十足。后来啊，咱们的基洛级完成任务回国，虽然咱换上了自家的半潜船，但运货这事儿，还是放心地交给了那家荷兰公司，没变过。
在1994年的那个圣诞节，挪威的一艘半潜船就像一位肩负重任的使者，小心翼翼地驮着877潜艇，缓缓驶离了港口，它的目标是遥远的中国。经过数月的航行，这位海上的旅者终于不负众望，把潜艇安全送到了目的地。
多年后，当马庆华主任聊起那段往事，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虽然自己在军贸领域早已是身经百战，但877潜艇那次回国任务，还是让他心头压上了一块大石头。那次，装备运送路上全是未知的挑战，就像是在迷雾中摸索前行，每一步都得自己“蹚出路来”。更麻烦的是，技术、商务问题像是一团乱麻，等着他去理清，时间还紧迫得要命，每个环节都像是卡着秒表。只要哪个环节稍有闪失，全盘皆输。
那时候，转运小组身在遥远的他乡，远离了熟悉的祖国怀抱，凡事都不能按部就班，一遇到要做决定的时候，就得有股子敢挑担子的劲儿。只要是亲手摸爬滚打过项目的人，心里都明白，“挑担子”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是最考验人的一关。
话说当年，那支转运小队的故事可远不止这些。就在他们觉得一切都已经稳稳当当的时候，老天爷却像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这样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877启航的那天，转运小组的三位成员正满心期待地赶往赫尔辛基机场。可谁曾想，半路上，雪地里的路滑得像条泥鳅，他们乘坐的面包车一个不留神，就翻了个跟头。中远公司的李处长运气不太好，这一下翻得他受了重伤，躺在床上昏迷了好几天。马庆华和耿广生呢，虽然也受了点轻伤，但比起李处长来，还算幸运。
李处长那会儿可真是命悬一线，好在及时送到医院，一番紧张抢救后，总算是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了。后来啊，海军的同志们专门派人，把他从国外接了回来，直接送到了海军总医院继续养着。可即便这样，他还是落下了残疾，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能回到心爱的工作岗位上。说到这事儿的前因后果，我之前还专门做了期视频，感兴趣的话，置顶评论里有链接，大家可以瞅瞅。
三十年前，那会儿中国海上可是迎来了一位“大家伙”——第一艘877潜艇，它漂洋过海回到祖国怀抱，就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带来了一种超赞的转运新招儿。这招儿不光安全可靠，效率高得飞起，关键是还帮咱们省下了大把银子。从那以后，这招儿就成了咱们的“传家宝”，后来买的那12艘基洛级潜艇，全都是靠这个方法顺顺利利回家的。时间一晃，好些年过去了，越南也想从俄罗斯弄几艘潜艇来壮壮声势，你猜怎么着？他们直接把我们的这套方法给“借”过去了，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把潜艇给运回了家。（全文完）
#百家说史迎新春#